韩邦庆评传

时间:2018-11-10 16:20:01

分类:人物传评

《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1856年生,字子云,别号太仙,自署大一山人,江苏松江人。作者小名又叫三庆,及应童试时,就以庆为名,后又改名为奇。父亲韩宗文,字六一,清咸丰戊午科顺天榜举人,曾官刑部主事,善于属文作词,有一定的文名。自孩提之时起,韩邦庆跟随父亲宦游京师,年长后南归。年幼的韩邦庆已是聪慧过人,曾拜同乡蔡蔼云为师,学习制举业,作文赋诗,才思敏捷,落笔生花。他考生员时所作的诗帖,清新精妙,为人所传诵。一年以后,他又去参加了岁考,所作文章的题目就是《不可以作巫医》。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韩邦庆,不顾科举试场的作文程式,凭藉自己的才思和胸襟,洋洋洒洒地作了一篇游戏文字,这既表现出作者非凡的形象思维和轻逸、飘洒的文风,又显示出他落拓不羁的气度。当时的考官一见到韩氏的文章,担心他的文风不中程式,但又惊叹那神妙洒脱的笔调,权衡之下,还是为韩邦庆的才情所左右,这样韩邦庆就有了官廪。

其时家境贫寒,家里雇不起仆人差役,只用了一位婢女供使唤。尽管如此,他还是看轻钱财,超逸绝俗,照样弹琴赋诗,无忧无虑,胸襟尤为开朗。

年少气盛的韩邦庆当然也不甘心为命运所屈服,和当时普通的士子一样,企图在科举仕宦这条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升迁大道上驰骋,有所作为。他曾多次参加过乡试,无奈场运总是不济。当时,他父亲有位关系密切的朋友谢某在河南做官,考虑到韩家境况贫寒,就来信招韩邦庆入其幕下。在河南几年中,他与谢某相处得甚为融洽。其间又值秋试,于是雄心勃勃,还想锋刃再试的韩邦庆,由河南进京,准备参加顺天乡试。这次进京,韩氏随身携带已完稿的文言短篇小说《太仙漫稿》和两册杂作。由于作者性情疏懒,随作随弃,两册杂作今已散失,据颠公《懒窝随笔》称,“稿末附有酒令灯谜等杂作,无不俊妙,郡人士至今犹能道之”。作者对自己的《太仙漫稿》则另有属意,他在《例言》中说:“兹编虽亦以传奇为主,但皆于寻常情理中求其奇异,或另立一意,或别执一理,并无神仙妖鬼之事。此其所以不落前人窠臼也。”可见作者的创作本意欲想另创格局,不因袭前人的俗套。这番创作苦意并没有白费,小说一带到都中,朋友传阅后都赞不绝口,纷纷称韩氏为奇才。命运又一次在作弄着他,这年乡试揭榜,他仍是名落孙山。这一沉重的打击,给韩氏的心灵烙上了创伤,从此他绝意仕进,开始了编辑和小说创作的生涯。

他长期旅居上海,与当时《申报》编辑钱忻伯、何桂笙和当时上海一群名流互有来往,以诗相酬唱,同时也为《申报》撰写些论说文章。韩氏生性落拓,不受拘束,加上功名上的失意,又生活在清末的上海租界,五光十色的人情世态,不断刺激着他的心灵,这使得他常常将“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作为时代的产物,旧上海租界的妓院,以它重于人情交际的特点,使得它的各种人物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商界、官场和其它阶层,并能从中透视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背景。妓院生活的耳濡目染,不仅为韩邦庆正视和估量现实社会提供实践的机会,也为他《海上花列传》的写作,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生活源泉。所以他在小说的第一回的开场白中,毫不隐瞒地表示自己是以“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鲁迅也曾称“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这些自然与作者生活实践分不开。

据《懒窝随笔》记载,当时韩邦庆与某校书关系最密切,常常是终日深居其妆阁而不出,“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的写作可能就始于是时。

1891年秋,小说已完成了二十四回,当时题名为《花国春秋》。作者对这一书名不甚满意,想改名为《海上花》。有人曾对他指出,书中所用的都是吴中方言,这恐怕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少困难。而且吴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字很多,创作时又要绞尽脑汁,左右斟酌,还不如改成通俗白话。韩氏却不以为然,他说“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孙玉声《退醒庐笔记》)。又指着书稿中有音无字的字说:“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引同上。)很明显,作者独具匠心地运用吴方言进行创作,希望作品能别创一格,引起象《红楼梦》那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方言的障碍,小说一发表,“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引同上)。可见小说在当时文坛并未引起什么普遍的轰动,这实在不能不归结于他小说方言的一大缺陷。

第五回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又曾以《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等名刊行。首次发表在由韩邦庆自己编辑的1892年2月创刊的文艺半月刊《海上奇书》上,每期刊登两回,并伴有精美的插图。《海上奇书》出到第九期后改为月刊。共出了十五期,刊登小说共三十回。全书六十四回的石印本的题序时间为“光绪甲午(1894)孟春”。现在看来,全书或在《海上奇书》刊行或停刊后已完稿,或可能边刊行边写作,停刊后仍未辍笔。是年全书刊行不久,作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年仅三十岁。韩邦庆娶妻严氏,生有一子一女。可惜的是韩氏身后诗文杂著散失无存,这为我们深入全面地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经络带来某种困难。

《海上花列传》着重刻画了旧上海租界妓院中嫖客和妓女两种畸形的社会衍生物的生活画卷。作者笔下的王莲生、罗子富、洪善卿、朱蔼人、汤啸庵、施瑞生等等一群嫖客,终日出入妓院,宴请、摆庄、叫局、碰和、游览、吸鸦片烟,甚至争风吃醋,多方霸占。这一切的狎客生活情调是那样艳丽,甚至象赵朴斋这样地道的乡下小伙子,本想雄心勃勃来上海做点生意,结果也不免耳濡目染,“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然而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生活序列又是那样的空乏。或许它是作者心灵深处对昔日经历某种虚幻的依恋和沉重的叹息。小说客观的艺术效果,无法掩盖灯红酒绿、如痴如醉、嘻笑喧嚷的生活表层下,处于面临土崩瓦解的旧中国封建王朝回光返照之际的人们无聊、发泄和企图得到精神慰藉的时代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为当时各种社会阶层精神焦点的集中缩影,不知不觉中,他们已失落了作为自我存在的精神支柱,在一种剧烈刺激的群体生活中录求精神感性的挑动和肉体的博动。

与他们对应而作为一种社会特殊阶层的众妓,又何尝不是处在纷杂、噪动的生活基调中。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来展示她们的人生价值观和精神风貌,希冀中的挣扎,苦痛中的强颜欢笑,欢笑中的追求,失落后的发泄等跳动的生活脉博中所传递出来的人格。这是一幅斑驳交杂的画卷。

性格泼辣的沈小红为了与另一位妓女张蕙贞争抢嫖客王莲生,不惜拚着命,对张氏大打出手。然而争风吃醋的疯狂举动又是为了什么?请听听沈小红向汤啸庵的倾诉:“俚(指王莲生)自家搭我说,教我生意覅做哉,条子末捧脱仔。我听仔俚,客人叫局也勿去。俚还搭我说,俚说:‘耐少来哚哚花债末,我来搭耐还末哉。’我听仔快活煞,张开仔两只眼睛单望俚干仔,望俚搭我还清仔债末,我也有仔好日脚哉,陆里晓得俚一直来里骗我!骗到我今日之下,索性豁脱仔,去包仔个张蕙贞㖏㖏?”在窘迫的生活境况背后,妓女与嫖客之间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为了维持这层微妙而又必不可缺的依附关系,作为妓女付出的又是何等的代价。就连轻而易举从沈小红手中将王莲生夺过去,并被王聘为妻室的张蕙贞,后来还是遭到王的毒打,受尽厄运的折磨。即使是超越经济意义上依附关系的两厢衷情,还是要受到无形的社会巨大压力和妓女自身低贱的社会地位的牵制。周双玉原先与嫖客朱淑人私下定情,但最后朱淑人还是迫于兄长定亲的压力,将周氏轻易地抛弃了。多情善良的李漱芳的结局,又是一曲爱情的哀歌。她同陶玉甫私下情投意合,痴情而执拗的陶玉甫,一心要娶她为正室,这一要求遭到陶玉甫叔伯、哥嫂、姨夫、娘舅的强烈反对,“说是讨倌人做大老母,场面下勿来”。带着忧郁和气愤,李漱芳终于卧病不起,命归黄泉。

“上海个场花,赛过是陷井,跌下去个人勿少”,在这些跌落陷阱而为自身生活出路不断企求、挣扎的众妓中,赵二宝算得上是个典型。赵二宝闯上海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由于她的哥哥赵朴斋原想来上海寻生意做,到头来浪游落魄,连住宿费和回家的盘费都没有。赵二宝带着母亲洪氏来上海找哥哥,并借机玩一玩。繁华、喧闹的城市生活一下子攫住了这位单纯朴实的乡下姑娘的心,于是她整天听书、游园、看戏、宴吃,在施瑞生的怂恿下,又住进了不要房租的高档的清和坊两幢楼房。吃得丰盛,玩得痛快,一下子打消了回乡下的念头,转眼间就想“勿转去个,索性爽爽气气贴仔条子做生意”。于是又是包房间,要洋钱,又是办家俱物件,添设娘姨、相邦,挂起了“赵二宝寓”招牌。这一来赵二宝倒也走运,一时“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命运陡然将她推至生活的转折路口。事出有奇,在一个偶然出局的机会,赵二宝深得大桥史公馆三公子史天然的欢心,史氏想娶赵二宝为妻室,等他同嗣母商定之后,再议婚事。飞来的喜运不但使赵二宝心花怒放,就连老母洪氏也“快活得嘻开嘴合不拢来”。此时的赵二宝不但一心随从史天然,不接客,而且心境眼界也增高不少。她甚至觉得胞兄赵朴斋都不必来史公馆,否则会“坍台煞个”。哥哥横在榻上吸烟,和丫头阿巧搭讪,她“心中生气”,就连母亲洪氏送给史三公子所买的各色糖、饼干和水果,二宝也感到不顺眼,不断地“回顾攒眉”。在七夕佳期同史三公子同游“一笠园”期间,赵二宝更是“盛妆艳服,分外风流”,俨然一副贵夫人气派。然而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使得赵二宝心中忐忑不安,她甚至怀疑史三公子是否会实现娶她的诺言,赵二宝畅快的心境中泛起了愁虑的波澜。在饯送史三公子的筵席上,她忧心忡忡地对史氏表示:“耐要讨我做大老母,故是我做梦也想勿到实概个好处。不过耐屋里有仔个大老母,故歇再讨个大老母转去,好象人家勿曾有过歇,覅晚歇忒起劲仔,倒弄得一场空。”尽管史天然一再劝慰,赵二宝还是放心不下。这是位痴心的姑娘,她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终身命运都系在史天然身上。然而此时此刻的她,又是显得那样懦弱和无力,她或许是清楚地意识到,希望破灭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除去她倾心于史三公子“性儿浃洽,意儿温存,”,“温厚和平,高华矜贵”的爱情成分,“心高气硬”而处于屈辱处境的赵二宝,更是不惜甘愿降低自己在未来史氏家庭中的生活地位,借助于同史天然的婚姻关系结束非人的屈辱生活,提高身价,赢得正常的社会地位。她口口声声地对史氏说:“倘然耐屋里个夫人勿许耐讨,耐就讨我做小老母,我也就哝哝末哉。”为了坚定对方的心志,她又是“涕泪交颐,两手爬着三公子肩膀,脸对脸的道:‘我是今生今世定归要跟耐个哉,随便耐讨几个大老母、小老母,耐总覅豁脱我,耐要豁脱仔我是—’一句话说不完,噎在喉咙口,呜呜的竟要哭”。

赵二宝这番苦心用意落空了,史天然一去杳无音信,后来才得知他在扬州已定了亲。欠着一身帐的赵二宝,被迫之下又重新落下了堂子。小说最后一回描述赵二宝的惊梦,则是在象征意义上喻示她心中希冀的完全破灭,日后的命运更为坎坷。作者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受尽曲折,从萌发生活的希望和追求,到沦落在彻底的幻灭之中这样一位踩着命运的钢丝绳苦苦挣扎的女性的经历。毫无疑问,在这位纯朴、热烈、“心高气硬”而最终潦倒的姑娘身上,作者何尝不是倾注了同情和哀叹的笔墨。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这淡淡无形的叹息声中,作者失意和幻灭的隐衷,仿佛也跃然纸上。

在倚门卖笑的烟花生活中,也不乏与李漱芳的懦弱和忧郁、赵二宝的纯朴和侥幸的性格有所不同,显示倔强个性和成熟清新人格的妓女形象。

饱经风霜的黄翠凤,连嫖客都说她“脾气是勿大好”,她敢当着汤啸庵的面“沉下脸”,不耐烦地发一通脾气。刚落堂子时,和老鸨黄二姐吵骂起来,遭到黄二姐的毒打,而倔强的黄翠凤“咬紧点牙齿,一声勿响”,事后便要吞生鸦片烟自尽,死活不肯求医吃药,最后还是老鸨跪下磕头,才平息事态。按照黄二姐的说法,“俚闹起脾气来,覅说啥勿肯巴结,索性理也勿来理耐啘”。猥琐的嫖客罗子富,原想用一对“十两重的金钏臂”来讨好黄翠凤。罗子富多方嫖妓的行径,使黄翠凤深感生气和厌恶,面对着这对诱人的金钏臂,黄翠凤并未动心,反而声色俱厉地将罗氏奚落一顿:“耐说我利害,耐也识差仔人哉。我做末做仔个倌人,要拿洋钱来买我倒买勿动。覅说啥耐一对钏臂哉,就摆好仔十对钏臂也勿来里我眼睛里。耐个钏臂耐原拿得去,耐要送拨我,随便陆里一日送未哉。今夜头倒覅拨来耐看轻仔,好象是倪看中仔耐钏臂。”这又是一位成熟和老练的女性,她曾当着受过老鸨皮肉之苦的诸金花的面说:“论起来,俚哚做老鸨该仔倪讨人,要倪做生意来吃饭个呀,倪生意勿会做,俚哚阿要饿煞?生来要打哉啘。倪生意好仔点,俚哚阿敢打嗄?该应来拍拍倪马屁。就是象俚乃铲头倌人,替老鸨做仔生意,再要拨老鸨打,我总勿懂俚乃为啥实概贱嗄。”在黄翠凤看来,自己理所当然是位闯过来的现身说法的人,她认为自己的走运,依仗着老鸨与她的经济关系,自己便能出人头地,取得自主的独立人格。这种既倔强而又可怜的心地,又以传统女性善良和多义作为性格的底基。她把自己出卖肉体又是看作对老鸨“做生意”的道义上的酬答。所以当诸金花生意做不成而再次遭到老鸨毒打时,她既是“不禁惨然”,而又盛气凌人地训斥金花“一个多月做仔一块洋钱生意,阿是教耐无娒去吃屎”。平时她在黄二姐面前不甘示弱,而在赎身身价不定,遭到“面色气的铁青”、“鼻涕眼泪一齐进出”的黄二姐的数落时,她又“慌忙眉花眼笑”地进行劝说。赎身之议已定之后,她将做了“四五年大生意”积存下来的一箱首饰和十箱衣裳,全部交给黄二姐。然而她倔强的人格却凛然难犯,贪得无厌的黄二姐抢走黄翠凤赎身文书,进行要挟,她深感受了莫大的侮辱,顿时“暴跳如雷,抢得一把剪刀在手,一定要死在黄二姐面前”。

周双玉的举动,更令人惊心动魄。早已与周氏订下终身的朱淑人,怯弱多虑,不敢违抗兄长朱蔼人替他定下的亲事,又不敢如数地将订亲事实告诉给周双玉,一心想瞒过去。谁知消息还是让周双玉知道了,没有眼泪,没有哭泣,倔强的周双玉只觉得自己真诚的一片深情为无知所出卖,她首先想到的是痛痛快快的报复,来挽取自己心灵上的平衡。她偷偷地倒了两杯乌黑的鸦片汁浆,准备与昔日的情人朱淑人同归于尽。当这种企图失败时,她“欻地起立,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咬牙切齿骂道:‘耐个无良心杀千刀个强盗坯!耐说一淘死,故歇耐倒勿肯死哉,我到仔阎罗王殿浪末,定归要捉耐个杀坯!看耐逃走到陆里去!”这种近乎疯狂的痛骂和报复,正是周双玉对自己人格和爱情的忠实卫护。

不仅如此,《海上花列传》又一显眼的特色,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这跟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是完全合拍的。在小说的《例言》中,作者认为,“合传之体有三难”,第一就是难在“无雷同”,也就是要求“一书百十八,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无雷同。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作者也确实贯彻了他的创作原则。这里众多的妓女和嫖客,性格千姿百态,令人读后难忘。同是描写妓女的,有黄翠凤的干练,周双宝的泼辣,张蕙贞的懦弱,陆秀宝的风骚,李漱芳的哀婉,卫霞仙的勇毅,马桂生的机灵,一一栩栩如生。就是刻画嫖客也各具特色,既有无赖成性的赖公子,又有钟情多义的陶玉甫;既有鄙琐的罗子富,又有阴冷的王莲生、怯弱的朱淑人和冷漠无情的陶云甫。

作者又充分注意到随着环境的变化,时间的推延,人物形象个性的发展、性格矛盾焦点的转化。

刚落堂子出来应付场面的周双玉,初见客人时还“羞得别转脸去,彻耳通红”。碰上头回出局,不知所措,忙于梳妆,对老鸨周兰的训导也唯唯应诺。这种羞怯的性格随着出局的增多,逐渐消失,生意一兴隆,她居然也摆起架子,为了争体面,与周双宝大吵大闹,还赌气地推说身体不佳,断然不出局,直到周兰将双宝打骂一顿之后,她心中的“十分气恼”才“消去九分”。以后仗老鸨之势,甚至盛气凌人地教训周双宝,在堂子里混得老练起来。

一心盼史三公子回上海而又听到误传他来书信消息的赵二宝,自从她兄长赵朴斋证实消息的那天起,“鳖着一肚皮闷气”。第二天一早,当窥视到赵朴斋与丫头阿巧偷情时,她顿时“触起一腔火性,狠狠的推搡”,“连说带骂,数落一顿”,将误听的火气一齐发泄到他们身上。她对赵朴斋和阿巧的婚事更不赞成,一个劲地打发阿巧“早点出去末也好早点寻生意”。事后又将兄长偷情的事告诉母亲洪氏。洪氏表示不反对这门亲事,二宝却不以为然,大声叫嚷:“勿局个,覅面孔小娘仵,我去认俚阿嫂!”这多少是出身卑微的阿巧伤了她的体面。所以她说:“阿哥个人末生就是流氓坯!三公子要拿总管个囡仵拨来阿哥,阿要体面,啥个等勿得,搭个臭大姐做夫妻!”史天然断情绝义的消息一传来,她深感受骗的屈辱,昔日和梦想的体面一扫而尽,联想起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不由对赵朴斋和阿巧的婚事同情起来,主动拜托相帮阿虎去说亲。赵二宝前后性格的转化,都被作者维妙维肖地刻画出来。

就是在同一形象身上,作者也不是作单一的概念划归,而是注意拓掘形象内在复合的性格深层,使形象更为饱满。

断然抛弃赵二宝的史天然,尽管作者不无责斥之意,但也没有简单地加以脸谱化的处理。第三十八回描写赵朴斋去史公馆探望出局未回的妹妹而谒见史天然时,史氏“踞坐中间炕上,满面笑容”,显得亲切、温和。又当赵二宝将一粒松子剥出仁,递给史天然,他“怃然正容,双手来接”。赵家送来的礼品,他分盛两盆,“高庋天然几上”,这恰好地描绘出当时史氏志诚的内心世界。

贪心十足的王莲生,早先包占着沈小红,以后又搭上了祥春里的张蕙贞,在张氏处鬼混一夜之后,王莲生又去找沈小红,原来想“先去撒个谎,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他才好”,但一“见他一副凄凉面孔,着实有些不过意”。然而这短暂的惭愧顷刻间又为一心霸占沈小红的贪欲所代替,于是他又是骗,又是哄,企图瞒住沈小红。过后他又偷偷地溜到了张蕙贞处。沈小红拳翻张蕙贞后,王莲生便怀恨在心,出于无可奈何,来到沈小红处,当蓬头垢面的沈小红要同他拚命时,王莲生“又羞又恼”,口出冷语。但当小红“把头狠命往板壁上磕”而不停地责骂他时,他又“自觉羞惭”。然而王莲生同时包占张蕙贞的贪心并未消除,他又想瞒着沈小红,把一大包首饰贴换新的,送给张氏。一与张蕙贞谈起沈小红的境况,王莲生又动过侧隐之心,他对张氏说:“耐勿晓得,小红也勿过去,俚开消大,爷娘兄弟有好几个人来浪。”他又劝闷闷不乐的沈小红:“耐总无拨一点点快活面孔,我看见仔耐勿快活来,心里就说勿出个多花难过。”如果以前王莲生一再虚伪地哄骗沈小红的话,那么这番话倒实实在在出于他的肺腑之言。所以当沈小红反唇相讥“倪是生来无啥快活,耐心里难过末,到好过个场花去”时,王莲生“不禁长叹一声道:‘我实概搭耐说,耐倒原是猛扪闲话。’说到此处,竟致咽住”。无疑是沈小红委屈了他心中原有的一番情意。但日后王莲生见到沈小红和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厮混,顿时妒火中烧,大施淫威,发疯似地砸毁沈氏寓舍的家俱摆设。当沈小红的嫡亲兄弟磕头向他求救时,他又“心上一软,叹了口气,丢下烟枪,冲出人丛,往外就跑”。贪婪中有羞惭,虚伪中有真诚,淫威中有侧隐,这正反性格的多重交替叠合,使王莲生这一典型形象血肉丰满,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为小说增添了艺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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