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评传

时间:2018-11-14 21:00:01

分类:人物传评

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中,《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一个具有复杂思想面貌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成就的人物,他一生所走过的历程,正是那个大转折、大变动时代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刘鹗(1857—1909)像

刘鹗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于宣统元年(1909),原名梦鹏,字云抟,亦作筼湍,谱名震远。后改名鹗,字铁云,亦作蝶云,又字公约,别署鸿都百炼生、蝶隐、抱残、老铁等。原籍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后随父移居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市)。父成忠,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与李鸿章、王文韶均有年谊。后以御史出官河南各府道,在水患频仍的黄河下游地区服官数十年,曾致力于河防之学,著《河防刍议》,有廉能之名。母朱氏,出身六合世家,精于音律,兼通医学。兄梦熊,通西学,精畴人术,曾从天主教士学法文,与镇江同乡马建忠为挚友。他因乡试策论中引卢梭学说被绌,一生未中举。这些人都对刘鹗有着深刻影响。

刘鹗生而颖悟,四岁随姐识字读诗,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七岁后在父亲河南任所从赵君举受业,所读书过目成诵。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早在青年时代,刘鹗就隐然以天下为己任。他视野开阔,脱略不羁,广结地方才俊之士,留心经世之务,对河工、天算、方技、医药等实际知识悉心探求,对乐律、词章之学也颇爱好,独不喜八股制艺。先辈们所热衷的读书求仕的道路,对他已不再具有吸引力。二十岁时虽奉父命由河南返乡参加江南乡试,因制艺非其所长而落第。三十岁时又一次进场屋,结果未终场而去,从此遂弃绝科举进身之路。刘鹗二十八岁时因父亲去世,开始了独立谋生的尝试。他曾营烟肆于淮安,悬壶于扬州,创设石昌书局于上海(这是我国有石印书局之始),但都因经营不善而失败。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黄河郑州段决口,口门宽六百余丈,黄水横溢,灾区甚广,严重威胁漕盐通道。清廷飞调大员前往堵口,由于主管官员的无能,直到次年六月仍未合龙。当局震怒,贬谪了所有要员,同时简派广东巡抚吴大澄署理东河总督,办理河务。刘鹗对黄河灾情非常关注,他前往河南谒吴大澄投效。他的“筑堤束水,束水攻沙”的治河建议,为吴所采纳实行。他“常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1)是年冬,龙门合口,吴大澄特保以道员任用。刘鹗把功名让给乃兄梦熊,自己仍留在河南任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有关河图的规划、校测、绘制,都事必亲躬。从他这时所写的《河工禀稿》看,他还曾赴山东查阅治河档案,了解历年黄河灾情。(2)1890年3月,《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绘成,计一百五十图,分为五册,合之则为一图。在这同时,他还完成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十卷。这一年河患移山东,山东巡抚张曜檄调刘鹗任鲁河下游提调。时张曜幕客施少卿等主张用西汉贾让不与河争地说,刘鹗力争其不可,作《治河七说》上之。刘鹗指出,黄河水性与他水不同,“他水之性,皆首弱而尾强,故势顺而易治;独河之性,首尾弱而中强。中强故易溢,……尾弱而易淤。”他根据历史上王景、潘季驯、靳辅等人的治河经验,提出“修缕堤以攻积沙”、“播支河以消盛涨”、“改河门以就便捷”三项具体办法,确能对症下药,显示了他治黄的卓越见解。(3)在勘测河工工程中,他还以精确的计算战胜了当时著名的天算学家贾步纬,一时传为佳话。这一阶段,他除了治黄的论著外,还著有《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等。1892年、1894年张曜后任福润因其“习算学、河工,兼谙机器、船械、水学、力学、电学等事”,“学术渊深,通晓洋务”(4),曾两次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荐,以候补知府任用。刘鹗因丁母忧,服阕,于1895年秋冬间始赴京报到。

刘鹗投效河工的这几年,是他生命史上最富有光彩的一段生活,他不仅在治理黄灾方面作出了实绩,而且进一步体察了社会民情,诸如对政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黄灾的危害,民生的疾苦等,都有了深切感受,他后来撰写《老残游记》正是撷取了这一段丰富的生活内容。

1895年秋冬之交,刘鹗赴总理衙门报到后,积极投身洋务活动,主张兴办实业,借外资筑路开矿。1896年,刘鹗与总署章京方孝杰(托名方培尧)等申请集股承办芦汉(芦沟桥——汉口)铁路,曾先后应召赴天津、汉口接受考察。由于言行“欺谩”,华商股份“全是虚诞”,所呈洋行凭单“均无洋人签名”,“即洋股亦不可靠”,(5)结果为直隶总督王文韶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排斥,无功而返。同年又上书王文韶请筑津镇(天津——镇江)铁路,因同乡京官群起反对,甚至要开除其乡籍,不认其为丹徒人,刘又遭致失败。刘鹗连续碰壁后,知所请无望于当道,乃弃官另谋出路。

1897年,刘鹗因招商局总办、挚友马建忠的关系,结识英商福公司驻华总董、意大利人罗沙第。时福公司初设立于北京,正欲攫取山西矿路权益,特聘刘鹗为华经理,筹办山西矿务。为此,刘鹗曾三赴太原,与山西巡抚胡聘之达成协议,并伙同方孝杰组设晋丰公司,自借洋债开办盂平泽潞诸属矿务。10月,刘鹗代表晋丰公司与福公司罗沙第签订草合同五款。次年初,又签订了合办矿务章程二十款,呈请商务局转详胡聘之核明上奏。刘鹗作为英商买办,其组设的晋丰公司,实际上是福公司的附庸,其所签订的合办矿务章程条款,也极有利于福公司。如办矿期限定为六十年;所办矿务语涉含混,矿区地域与何种矿产均无限定;所借洋款“利息既重,国家应得余利,几同虚指,税课等项,概未声叙”;等等。(6)由于此条款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五处矿属的开采权与运矿支路的修筑权拱手送与福公司,国家利权损失巨大,因而遭到了京官和山西地方官绅的弹劾,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致电胡聘之表示反对,电文说:“此事务望慎重,大率揽办此事者,皆系洋商影射,后患非轻。方(孝杰)刘(鹗)二人前年揽办芦汉铁路,奉旨来鄂考核,深知其荒唐谬妄。”(7)随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奉上谕:“原呈所指方孝杰、刘鹗二员,声名甚劣,均著撤退,毋令与闻该省商务。”总理衙门并将刘、方“所立公司名目一律删除,统归山西商务局承办。”(8)但刘、方等并没有中途罢手,他们仍群集都门,为外商出谋划策。(9)英、意、俄等国公使也频频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总理衙门遂将福公司办矿合同奏准,并于四月初二(5月21日)饬令山西商务局局绅曹中裕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款。此章程与刘鹗原章程相较虽挽回了一些权益,但原章程中的一些要害问题仍未能有所改动。如办矿期限定为六十年;用人理财各事由福公司总董经理,商务局总办会同办理;各厂矿账目统由“洋董经理、华董稽核”;以及运矿支路的修筑等,国家利权损失仍很严重。此后不久,刘鹗又在幕后策划翰林院检讨、豫绅吴式钊和自己的亲家、候补道程恩培组设豫丰公司,并于五月初三(6月21日)以类似条款与福公司罗沙第签订了《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款,从而为福公司获得了开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矿及修筑运矿支路的权利。此后有关福公司在河南矿务的筹划经营,大都经过刘鹗之手。刘鹗在短期内为福公司所谋取的晋、豫两省广大矿区,是我国煤铁矿储量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居于华北心脏地带,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无怪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颇为得意地认为,当时各国争夺在华利权的角逐中,英国取得的利益较他国尤多。(10)这两个章程使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损失,这一点刘鹗是不能辞其咎责的。

这一时期刘鹗除参与福公司在晋、豫两省的矿务活动外,他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参加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该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当时《国闻报》刊载的《保国会题名记》,刘鹗亦列名其中。(11)刘鹗还于次年担任过《国闻报》主笔,曾在报上著文对兴起于民间的义和拳运动及其兴清灭洋口号提出非议。(12)

1900年春,刘鹗全眷由北京南归,侨寓上海。随后因福公司事,军机大臣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幸免。”(13)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两宫西幸。联军到处烧杀淫掳,官商百姓死伤无算,且粮源断绝,全城乏食。时以李鸿章为背景,由陆树藩出面组织救济善会,赈济难民。刘鹗凑捐银五千两,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合一万二千两,呈送救济善会。他在给陆树藩的信中说:“今年北省大难,蒙诸大善长发慈悲力,猛勇救济,……凡有血气者皆宜感动。试思同为黄种,同是三王五帝之裔孙,何以北省独遭大劫,而南省独得完全?……譬如大舟触礁而沉,舟人登陆者半,沉溺者半,则登陆者不当尽力拯救沉溺之家乎?譬如通衢火起,已焚其半,余不焚者,不当群起灌救被难之家乎?今日之事何以异此。”(14)刘鹗还主动要求参加北京的赈济工作。11月初,他冒险犯难,带领司事工役二十余人率先进入北京,向先期到达的和谈全权代表李鸿章递交了陆树藩的介绍信。北京救济善会在他的主持下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保护被难官商出京;二是设平粜局,购俄军所占太仓储米平价卖给难民,难民多赖以存活;三是设掩埋局,以掩埋无主尸体,防止大疫流行;四是设施医局,医治伤病人员。应该说,刘鹗赴京办赈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所做的这些事对国家人民是有益的。至于他在平粜中出现亏空以及挪用银款为自己购买字画古玩、房屋衣服,行止上虽有亏误,但并不足以掩盖其办赈的劳绩。

这一时期,刘鹗凭借他和英、意、日等国一些人的特殊交往,在北京办赈的同时,经常出入英、意、日使馆,奔走于李鸿章、王文韶门下,并从侧面插手了庚子和谈,如赔款问题,对教民教产抚恤问题等。他还安插自己的亲信门生丁士源做了肃亲王善耆的秘书,并通过善耆的绍介,和当时掌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通了关节。鉴于刘鹗与清王朝高层的这种特殊关系,英商福公司特聘请他担任北京总公司的华经理,以便通过他进一步攫取我路矿权益。刘鹗果然不负所望,他利用请托、勾结、贿赂等手段,打通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上层关节,将所获取的官方信息及时反馈给福公司驻京代表哲美森等人,并由英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终于为福公司取得了河南老牛河矿的施工开采权,晋、豫矿务的增税免厘权,晋、豫矿产铁路支线泽(州)浦(口)路的修筑权(后筑成道口至清化一段)等。此外,刘鹗还为福公司筹划过山东、四川、云南等省的矿务,伙同龚仙洲等为外商洽办京郊西山煤矿,伙同浙绅高尔伊为意商惠工公司(实为英籍企业)谋取衢、严、温、处四府的矿权,伙同皖绅程文炳等与日商订立了开(封)浦(口)铁路的秘密合同。所有这一切,说明在庚子事变之后,各国乘机掠夺我路矿权益之际,刘鹗此时充当了这一角色,其行为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

刘鹗大约于1902年底辞去北京福公司经理的职务,次年春即携眷返沪定居。刘鹗为什么辞职南返,其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此后于1903年8月发生的浙江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连续著文揭露刘鹗与高尔伊“私卖浙省四府路矿”的事件,以及次年全国掀起的收回路矿利权的风潮,确实对刘鹗震动很大。所以这时他虽与福公司仍有业务上的联系,但已较少参与实际活动。到1905年秋他终于结束了与福公司的关系。

从1903年起,刘鹗的生活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他这时主要致力于两方面的事情:一是从事古器物的整理刻印和小说的创作;一是从事民族工商业的兴办。刘鹗于庚子、壬寅年间(1900—1902)以巨金收购了大量甲骨、金石、碑版、书画,并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定居沪上后,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古器物的研究和选编上,并于1903年和1904年先后编印成《铁云藏龟》、《铁云藏匋》、《铁云泥封》、《铁云藏货》、《铁云藏印》等专著,对古代文物的整理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特别是《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专书,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其开辟之功是不可没的。刘鹗还于1903年秋开始了小说《老残游记》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公开问世,奠定了他在晚清小说史上的地位。刘鹗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兴办民族工商业,始于庚子事变前夕。这一年六月,他曾在上海开办五层楼商场,不久倒闭。1901年与高子谷、贾子咏等拟创办自来水及电车公司于北京,未成。1905年后,刘鹗更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在上海组织大成公司;于徐家汇独资创办坤兴织布厂,拥有布机五百张;于陈家浜另设一专织条纹布的小厂;并与杨让堂合资办海运航船,经营海上贸易业务。此外,他还与高尔伊议办铁机绸厂于杭州,与李少穆议办炭素炼钢厂于株州,与程文炳集资购浦口荒地,以备将来铁路建成时辟为商埠。尽管刘鹗所欲兴办的这些工商实业失败的居多,有些还有外商介入,带有一定的买办色彩,但他这时由外商买办开始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至为明显,则是应予肯定的。刘鹗这时也有过失。他曾与日人郑永昌在天津设立海北盐公司,原拟制炼精盐运销日本,并亲赴沈阳谒请奉天将军赵尔巽允准。因活动失败,计划受阻,遂在东北私设盐运会社,进行违法走私活动。这也是他后来遭致流放的导因之一。

刘鹗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1908年7月18日)被捕流放新疆。对刘鹗流放的原因,学术界一直认为是由于当时军机大臣世续、袁世凯挟嫌报复所致,其实这并无多少事实根据。究其流放的原因,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军机处即接到我驻韩总领事马廷亮禀报:“韩在甑南浦私设盐运会社。合同内载华人刘铁云、刘大章(刘鹗长子)均为发起人。”(15)这一年十一月江浦豪绅陈浏因争购浦口荒地,嗾使言官弹劾刘鹗为外商购地,也为军机处所注目。在全国收回路矿权利运动中,山西绅商士民为废除福公司在该省的办矿合同,展开了多方面的斗争,经过与英方的反复交涉,终于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908年1月21日)议定以275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赎回晋矿自办。在这场斗争中,山西人民理所当然地谴责了原私订合同者的“延敌之罪”。(16)所以此后不久,即传出军机处有密拿刘鹗的消息;军机处并密电东三省总督密查其在东省的违法活动。(17)可见事态已相当严重。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908年2月12日)即下达谕旨,对前山西巡抚胡聘之、候补道贾子咏著即革职,永不叙用;已革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狈为奸”,“著一并永不叙用”。(18)刘鹗于同年六月被捕时,外务部以“贪鄙谬妄,不止一端”奏请惩处刘鹗,其主要罪名有四:一是垄断矿利,贻祸晋沂;二是庚子之乱时,更名在京盗卖仓米;三是私设盐运会社,进行非法走私活动;四是“勾结外人”,购买浦口地产,“营私罔利,迄未悛改”。刘鹗被捕后,军机处电文亦指出其“违法罔利,怙恶不悛,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19)外务部所列的这四项罪名,除二、四两项有背事实外(但也事出有因),其余两项刘鹗是很难逃脱罪责的。另外,当时刘鹗的戚友,在外务部任职、并为外商效过力的高子谷、钟笙叔,曾为英商惠工公司攫取浙江四府矿属的候补道高尔伊,也都先后流放新疆。这也可以证实刘鹗等人的流放是与当时全国收回路矿运动的斗争形势有关。过去将刘鹗的流放解释成私人嫌隙之争,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刘鹗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908年7月22日)由宁起解,经兰州,于是年冬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戍所。他在戍所除读书写字外,又重操起医道旧业,潜心于医书研究,并撰写了医学著作《人寿安和集》,原计划五卷,惜未终卷,就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中风去世,艰难地走完了他五十三年曲折的人生历程。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刘鹗一生深受太谷学派的影响,他在小说《老残游记》中也宣传了太谷学派的活动和主张,因此,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就不能不对太谷学派作一番探讨。

刘鹗所服膺的太谷学派是流传于道、咸、同、光间一支规模不大的民间学派,带有一些秘密结社性质和宗教色彩。它创始于安徽石埭(今安徽省石台县)人周谷。谷,字星垣,一字太谷,别号空同子。传说他少好神仙,嘉庆时曾入庐山修道,道光时在扬州讲学布教,吸收门弟子。“其学尊良知,尚实行,于陆、王为近,又旁通老、佛诸说。”(20)因其能炼气、辟谷、会符咒、能役鬼等,为两江总督百龄视为“妖人”,逮捕下狱。不久释出,随即于道光十二年(1832)病逝。

太谷以弟子张积中、李光炘为学派传人,令积中传道于北,光炘传道于南。积中,字石琴,江苏仪征人,咸丰六年(1856)举家北徙,定居于山东肥城、长清间的黄崖山,授徒讲学,称:“北宗”。石琴讲学除《易经》、《论》、《孟》及儒家性理外,参以道、释著作及军事、武备之学,因此从学者甚众,上山定居者达数千家。石琴还在山上设武备,筑砦自守,并令弟子于济南、肥城、利津、安丘、潍县等地广列商肆,经营贸易。同治五年(1866),山东巡抚阎敬铭以“聚众谋反”为由派兵围剿山寨,石琴不屈,全家自焚,徒众从死者二千余人,这就是有名的“黄崖教案”。光炘,字晴峰,学派中人称龙川先生,因他一直在大江南北讲学,称“南宗”。黄崖案起时他适在山上,积中力促其南归。积中死后,他继续在泰州、扬州等地讲学。鉴于黄崖惨案,他深自韬晦,讲学中只及性理,不谈事功。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去世。

龙川上座弟子有黄葆年、蒋文田、谢逢源、刘鹗、毛庆蕃等。他生前指定黄葆年、蒋文田为学派传人,黄长期在山东仕宦讲学,承祧北宗;蒋在泰州收徒讲学,承祧南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派主要人物在上海愚园聚会,议定在苏州设立归群草堂,公请黄、蒋二人联合开门讲学,由刘鹗、毛庆蕃、程恩培等支付经费,自此南北合宗,学派又一度呈兴旺景象。以后黄葆年传龙川长孙李泰阶,李泰阶传黄葆年之子黄寿朋,但已一代不如一代,学派的活动也就趋于沉寂了。

太谷学派系以师徒私相传授的方式,除门弟子外,学派的言论著述均秘不示人,不准刻印流传。今存学派遗书百余种,除刘大绅辑录的《儒宗心法》曾印行过数百册外,其余均为整理的抄本,内中如周太谷的《周氏遗书》,张积中的《张氏遗书》、《白石山房语录》,李光炘的《李氏遗书》、《观海山房追随录》,黄葆年的《归群草堂语录》,蒋文田的《龙溪先生文钞》,以及谢逢源的《龙川夫子年谱》等,都是太谷学派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大体了解学派的思想行径。

简略地说,太谷学派是以儒家思想为本,其崇奉的道统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周太谷。在学术思想方面,其宇宙观以《周易》为理论根据,取径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太极”“无极”来解释天地万物、社会人事的变化,落入了客观唯心主义;其人生观以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为宗旨,以孟子“人性善”为立论根本,主张通过自身内省式的修养获得仁心,然后由内而外付诸实践,以达到教天下和养天下的经世目的。学派中人以“立功立言立德”、“希圣希贤希天”为座右铭,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之功行,(21)正体现了这一宗旨,儒家修养与事功并重的积极用世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生观、宇宙观都融贯于其中。太谷学派虽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但他们更偏重于内圣之学,对事功并不那么热衷。特别是“黄崖教案”后,学派传人李光炘、黄葆年等都更强调身心性命的修养。其修养方式脱胎于宋儒“格物致知”之学,但实行途径有所不同,学派传人曾将它概括为“心息相依、转识成智”八个字。(22)即通过长期的内省体验,由心静、息定、身安,到耳诚、目诚、谨言、慎行,摒除了外物的一切荧惑,就能明心见性,悟道知天,居仁由义,成为至善之人。学派所设计的这种人格修养模式,继承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某些优良传统,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这种自律的、内省的、封闭的修养方法,已经迂腐不合时宜了。太谷学派还吸取了释典、道藏中的一些思想材料,如释家的法象观和道家的参悟说等,这也加重了学派本身的宗教神秘色彩。但他们借助释、道材料只是作为说法传道的工具,服务于儒家的修养功行,并非真正对二氏的信仰。可见学派是以儒学为宗、释道为用的。那种认为学派是讲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其实并不正确。

太谷学派的社会政治思想以教、养二事为主体,教民以诱导民众,养民以培其国力。他们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反对君主专制和政治残暴,主张为政宽和,顺应民意。他们对宋儒存理灭欲提出非议,认为妇女守节不近人情,主张“不断情欲而不为情欲所牵,不绝三纲而不为三纲所累。”(23)他们发挥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以恻隐之心,怀悲天悯人之念,所谓“万物皆我胞与,不惟一夫之饥,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即一草一木不得其所,亦以为由己所致。”(24)这种泛爱主张,体现了天下一家的博爱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也模糊了是非、爱憎的界限,给人们的实践带来失误。太谷学派在回答现实政治问题时,往往见识浅陋,不明大势。如同治时清廷为抵御列强的侵略,拟筹建北洋水师,加强海防。而李光炘却说:“海不可防,海不必防,防之患甚大。”(25)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政策,是战,还是和,黄葆年则说:“德修而政举,远人自服矣,……焉用战!”(26)另外,他们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采取随遇而安的顺从态度。光绪时慈禧掌政,李光炘就认为“圣母垂帘,坤道大昌”,告诫弟子“毋为意外之忧”。(27)这些都暴露了他们的政治见解是多么迂阔落后,背离时代的要求。

刘鹗一生信奉太谷学派,他于光绪二年(1876)二十岁乡试落第后,曾三次去扬州、泰州拜谒学派第二代的传人李光炘,光绪八年(1882)二十六岁正式入门为弟子,李对他极为器重,授以“超凡入圣”的训言作为箴铭。光绪十一年(1885)二十九岁时李光炘病逝,死前有“将来天下,二巳传道”的箴言。(28)二巳实指黄葆年和蒋文田(二人都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而刘鹗以为是指他(刘生于咸丰七年丁巳)和黄葆年,因此自认为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决心秉承师志,光大宗门。

在太谷学派历史上,有三件事与刘鹗极有关系。一是1902年太谷学派在上海愚园的聚会。这次聚会促成了南北两派的联合,并在苏州成立归群草堂学社公开收徒讲学,从而结束了学派自黄崖教案以来长达三十余年的分散、隐秘状态,刘鹗是这次聚会的积极参加者和主要擘划者之一,会后又受命与毛庆蕃等承担学社活动的全部经费(直到他被捕流放新疆时为止),为学派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二是1903年至1907年刘鹗在创作《老残游记》时,有意识地利用小说形式公开为学派张扬。小说的初编和二编都以较多篇幅描述了太谷学派的人物风貌、修养功行、传道方式以及思想主张。从此太谷学派才因小说的名气而为世人所知晓,并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三是1905年6月御史乔树枬由北京南下,由刘鹗作为引见人,相偕至苏州归群草堂,正式拜从太谷学派。次年乔树枬就上书朝廷,奏请为黄崖教案受害者张积中等人公开昭雪。此事虽未获成功,但当时朝廷上下曾为之震动。乔树枬的这一举动,看来刘鹗是参与其谋的,可能还是主要的策动者。以上三事说明刘鹗在传扬太谷学派方面是尽心尽力的,并为学派作出了特殊贡献。

刘鹗一生很多思想、行事都根源于太谷学派。他对学派的修养功行有一定理解,他在给同门的信中说:“学道不明道,与不学等;明道不能行,与不明等;行道不能力,与不行等。……知要心息相依,学道也;知如何便是心息相依,明道也;一日十二时中,何时心息相依,何时心息不相依,行道也。其心三月不为(违)仁,行道之力也,即大道之成也。”(29)但在修养与事功方面,刘鹗和学派中人不同,他更偏重于后者。他一生致力于经世之务,强调力行精神。他投效河工,治河抢险,既是为了体行自己的实际才能,也是出于“悲悯一念”(30)。庚子事变时,他捐献巨款,参加义赈,并自告奋勇率先入京救灾纾难,也是由于“仁心”发动,欲展示其悲天悯人之抱负。刘鹗一直“以养天下为己任”,他说:“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31)他认为挽救之法不外“修路、开矿、兴工、劝农”四项,而修路、开矿尤为当务之急。(32)刘鹗之所以主张借外资筑路开矿、并积极投身其中,后期又热心兴办工商实业,正是基于这种“养民”思想。刘鹗的这些活动,其动机未始不想富国养民,如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33)他创办坤兴织布厂,也是为了多“开一活人生计”的路子。(34)但由于其政治认识上的错误和自身行为的失检,在充当外商买办、参与诸多路矿交涉时,不仅未能利国富民,反而导至蠹国害民的恶果;以后又为了一己私利,伙同日人从事非法盐运走私活动。这些都背离了他“养天下”的初衷和所奉行的学派教义。

刘鹗是个不守绳墨、不拘形迹的人,他在《老残游记》二编中曾借助赤龙子之口,说自己“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表明了他的处世准则。所以他并不规规拘守于太谷学派的教义,有时甚至做出了一些违反学派教义的事情。他的这些行为自然遭到了学派中人的非难。早在上海愚园聚会时,学派山长黄葆年就借助梦境,告诫刘鹗“盛气未脱粘,苏、张之流也”,“不可升孔孟之堂”,要他对他所从事的洋务买办活动有所“警悚”。(35)以后黄葆年又写信给刘鹗,转达了学派同道对他的不满,为此刘鹗不得不于1902年10月复函黄葆年表示:“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贰心。”(36)表明他仍然忠实于太谷学派的心迹。刘鹗于是年底突然辞去北京福公司经理之职,除复杂的政治原因外,可能就是迫于学派的这种压力。1908年初,刘鹗因晋矿旧案发作在上海日本旅馆避难时,黄葆年曾派人从苏州传来示文:“蒙难艰贞,负罪引慝,君子之所与也;怨天尤人,倒行逆施,君子之所不与也。呜呼,岂独君子不与也哉,天将厌之矣。”(37)要刘鹗悔过自责。可见此时的刘鹗不仅为朝野上下所不容,连学派山长对他的责难也非常严厉了。

刘鹗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方面他是太谷学派的信徒,太谷学派所包容的传统思想文化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他长期从事洋务买办活动和工商实业活动,又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薰染,他的某些思想言行又与学派教义相抵牾。他的一生常常依违于这两种思想文化之间,相容相斥,错综复杂,这就为他本人及其小说《老残游记》带来了特异的思想风貌。

《老残游记》始作于1903年,原计划写六十卷,(38)终于1907年,共完成初编二十卷,二编九卷,外编残稿一卷。《老残游记》初编一至十四卷,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9月21日—1904年1月31日)连载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半月刊第九号至第十八号,除卷十一“寒风冻塞黄河水,暖气催成白雪辞”(即原作卷十二)外,卷末均有作者自评。由于《绣像小说》编者违背了原来的协议,擅自删改了原作卷十后半部分及卷十一全部文字,作者在完成卷十四后遂中止交稿,写作也因此中辍。1905年刘鹗应《天津日日新闻》主持人方若(药雨)之请,续写了《老残游记》卷十五至卷二十,并改写了原作卷十后半部分及卷十一全部,除卷十、十二、十八、十九、二十无自评外,其余各卷回末都写了自评。这二十回于1906年由《天津日日新闻》逐日发表。是年秋,作者又写了《自叙》,亦刊载于该报上。此后,天津日日新闻社还排印了初编二十卷的单行本。《老残游记》二编的故事情节紧接前二十卷,其《自叙》及一至九卷,写于丁未(1907)上半年,亦连载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至十月初六(1907年8月18日——11月11日)《天津日日新闻》。《老残游记》外编手稿一卷约写于光绪丙午(1906)秋后至丁未(1907)年初,作者生前未公开发表。此卷虽以老残为主人公,但另有构思,和初编、二编的故事并不衔接,今仅存残稿。

刘鹗为什么写作《老残游记》,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作者之子刘大绅的说法,认为此小说是为了资助友人连梦青而写的不经意之作,并无何种“用意”和“背景”。(39)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小说创作的实际。固然刘鹗写此小说可能是受到友人连梦青事的触发,但他在下笔伊始就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小说第一回从江湖医生老残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写起,作者在此曾有一段自评:“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个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种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曰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说明作者是把自己的小说当作醒世之作。此后作者在初编《自叙》中,又一次申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可见作者写此小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社会之悲,种教之恨,是一种寄托遥深的哭泣之作。

小说中的主人公老残,实为作者自况。老残是个道德、文章兼备的智者形象,他所以取号“补残”,是仰慕懒残煨竽的故事。神僧懒残曾预言李泌合当为十年宰相。后李泌在唐德宗时果然为相十年,并一度挽救了唐王朝的危局。(40)小说中的老残也希望能象懒残那样,推演治乱,预测兴亡,对国家的危局有所补益。小说写老残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

小说第一回以象征手法,前后写了两则寓言故事。前一则以黄瑞和象征黄河,写老残“略施小技”就治好了黄瑞和浑身溃烂的窟窿,显示了老残妙手回春的才能。这则故事为老残的出场作了重要铺垫。后一则以轮船象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帆船象征中国。小说通过梦境,写老残与挚友文章伯、德慧生至登州蓬莱阁观日出,看见一艘轮船在天风海水中平安驶过,而一只帆船则在洪波巨浪中濒临沉没险境。小说所写帆船上的人和物,都具有象征意义,如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喻清朝当时的行省数;东边约有三丈的一块,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喻东三省;东边约长一丈的一块,水波亦渐渐侵入,喻山东省;其余地方,也都无一处没有伤痕,喻其他省份。船上的船主,喻清帝;管舵四人,喻军机大臣人数;六枝旧桅,喻旧有六部;两枝新桅,喻新设的两部;八帆,喻行省总督人数;水手,喻中下级官吏;演说的,喻革命党人;乘客,喻人民群众。对这船上的四种人,老残分别予以不同对待。第一种人是船主、转舵的、撑桅的、管帆的。在老残看来,这些人“并未曾错”,“都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太平日子”过惯了,如今遇到大的风浪,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又缺少一个“方针”,“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这里对清王朝统治集团显然采取了回护态度,虽然老残对他们未能治理好国家也颇有微辞。第二种人是管理的水手。他们不顾沉船的危险,杀掠无辜的乘客,搜刮他们的财物。老残对他们不顾大局的胡作非为极为愤慨,认为他们是使危船濒于沉没的罪人。第三种人是船上的演说者。老残指责他们是“只管自己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是使这只船更快沉没的坏人。认为革命不仅不能救国,反而会加速国家的覆亡。第四种人是乘客。老残攻击其中赞成革命的人为“不懂事”,被人“利用”,赞扬那些反对革命的人为“老成持重”。如何挽救这条大船呢?作者最后让老残送上一个“最准的向盘”和“纪限仪”,实际上就是作者所奉行的借外资筑路开矿的洋务买办主张。可是老残被下等水手斥为“用的是外国向盘”,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被革命党人斥为”卖船的汉奸”,终于被赶下了船。这反映了作者上述主张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失望情绪。这一回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局势的见解,揭示了小说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总纲。

随后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构思,从两方面展开故事。一方面立足于现实,以老残为线索,主要写了玉贤、刚弼、庄宫保三个清官的“政绩”;另一方面着眼于理想,以申子平为线索,借申子平夜访桃花山,宣传了太谷学派的人物和思想,预测了社会的治乱兴亡。

玉贤、刚弼、庄宫保的故事,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作者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晚清官场中清官的种种暴政,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曹州府知府玉贤是个急于事功、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制造了无数冤案,光站笼里就站死了两千多人。他却因此获得了好政声,为上司所赏识。另一清官刚弼,和玉贤是一丘之貉,他愚昧专断,刚愎自用,严刑逼供,虐害好人。在审理贾家十三条命案时,竟将清白无辜的魏家父女定为杀人凶犯。对玉贤、刚弼的顶头上司庄宫保,作者虽有意回护,但对他重用、提拔玉贤、刚弼这样的“瘟官”,事后又文过饰非,也颇有讥评;特别对他轻信史观察治河建议,废弃黄河民埝,殃及数十万生灵,愤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小说所写翠环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对其有力的谴责。作者满怀悲愤之情,对“血染顶珠红”的清官深恶痛绝,对“冤埋城阙暗”的百姓深深地同情。他通过老残之口,大骂玉贤是“死有余辜的人”,并发出誓言:“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例!”对“清廉得格登登的”的刚弼,作者诅咒他是“瘟刚”、“丧门星”,并让老残直闯会审公堂,当众斥责刚弼的虐民罪行。在叙写黄河决堤的两回中,作者对造成这场灾难的那些“王八旦大人们”极为愤懑、痛恨,对百姓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由衷地哀伤、怜悯。小说的这些描写,使作品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在揭露清官祸国殃民罪行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清官之恶的原因。作者认为玉贤是个下流的酷吏,他所以伤天害理,残民以逞,就是为了讨好上司,急于做官,且又急于做大官。刚弼的滥施刑罚,酷虐良民,是由于他主观武断,固执成见,不明事理,愚陋无用。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自以为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而庄宫保、史观察之所以行为乖谬,酿成黄灾,是因为这类人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不着实际,且又不顾民情,不知统筹大局。作者认为这样的清官“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他们“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天下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作者所揭示的这类清官的病根,显示了理性的自觉,确实是晚清官员的一种时代病。这种时代病概括了那些顽固守旧官僚的丑陋面目,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老残游记》对清官的批判与否定,表现了忧愤深广的社会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泽。作者关于清官的许多见解,确实发前人所未发,豁人耳目,掀动人心,为众多读者所激赏,这是《老残游记》获得重大声誉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与这些“清官”相对照,小说还刻画了“化盗为民”的申东造和救民于水火的白子寿两个理想的官员形象,可见作者仍然寄希望于官僚政体的自我改善。

除以上主线外,小说在八至十一回中,撇开线索人物老残,插入了申子平夜访桃花山的故事。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全书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这四回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桃花山。这里环境幽美,景物如画,人们过着自由、平和而安谧的生活。甚至虎啸狼嗥都无所拘束,也享有着“言论自由”似的。而太谷学派代表人物黄龙子、玙姑等即隐居于此,他们精通物理,洞察世运,超尘脱俗,逍遥自在,可以自由地宣讲教义,纵论时局。这样的理想境界和玉贤、刚弼残暴统治下的苦难现实,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的这种描写,显然寓含着深意。

这四回主要宣传了太谷学派的思想和主张。书中托名“黄龙子呈稿”的六首七言绝句,以玄奥隐晦之辞叙写了作者自己从太谷学派受业、明道的经过,赞叹太谷之学淹通三教,绝世不群;并对太谷传人在苏州联合讲学,从此南北合宗,学派重新兴旺,感到由衷的喜悦。书中的女智者玙姑和预言家黄龙子都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玙姑承担了阐释太谷学派教义的任务。她在与申子平对谈中,讲了儒释道三教的异同;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其异处是只有“儒教公到极处”,而佛道两教都有“褊心”,失之于私。这就为太谷学派以儒学为宗,佛道二教只是用作设象传道的工具作了形象的说明。玙姑所信奉的乃孔孟的原始儒学,她认为自韩愈、朱熹之后,孔孟儒学被“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她批评韩愈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脚色”,“他的《原道》说什么“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出其上,则诛。”是颠倒了是非,为专制君主张目。她批评宋儒存理去欲是“自欺欺人,不诚极矣”;揭露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这是玙姑对晚清社会国势积弱、政治酷烈的根由所作的剖析。

黄龙子扮演了先知一角,担负了演绎时世、预示兴亡的重任。他从太谷学派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出发,以月亮的明暗盈亏、气候的予夺生杀解释社会的治乱兴替,以《易经》爻象的一正一变、互相乘除说明事物的对立变化,认为北拳南革是“天降奇灾”,但“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为奇的事。”他以“太极”、“无极”来解释北拳南革产生的根源。黄龙子认为世界是由法力无边的“无极”、“势力尊者”这种绝对精神所主宰,并以此来解释重大社会问题,当然只能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黄龙子视北拳南革为“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并对其大施挞伐。作者写此小说时,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失败,南方的革命党正当勃兴之际,他把矛头主要指向后者,反映了其对革命浪潮即将溃决大堤时的一种抗阻惶惧的心态。但作者并没有因此就对未来失去希望,他通过黄龙子之口传达了自己的心声。黄龙子以“三元甲子”之说推演时局,他从同治三年(1864)“转关甲子”起,论证了前三甲大局的变化,并预测了后三甲的变动,即所谓的北拳南革之乱。黄龙子还借《西游记》乌鸡国的故事,说明现在金銮殿上坐着的“是个假王”(寓指慈禧太后),“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把这假王打死,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寓指光绪帝或后来的继承人)请出来。等到真天理国法人情出来,天下就太平了。”黄龙子以唯心史观和术数家的伎俩来预测未来,当然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不吻合,但从他的这些预言和寓言中,可以了解作者对国祚兴衰和文明存亡的关切之情,以及对复兴传统文化的期望和信心,也可以窥见作者对清王朝及其当政者所持的政治态度。

总之,玙姑、黄龙子同申子平的彻夜长谈,从文学角度看虽不免有宣教意味,但这些言谈却加浓了全书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使整部小说更富有思想意蕴。至于书中以玙姑手抄的《银鼠谚》预示庚子事变四阶段及毓贤、刚毅的结局,谣谚中的乳虎暗示毓贤(即玉贤),立豕暗示刚毅(即刚弼),正好和小说主线的内容相契应,这也可见作者的匠心。

《老残游记》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成就,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赞赏。蒋瑞藻《小说枝谈》引《负暄琐语》说:《老残游记》“虽篇幅稍短,而意趣渊厚,取境通奇,底是作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道此书“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对此书的推崇可谓达到了极致。他为之作序说:“《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41)诚然,我们如果稍加比较,就可看出,《老残游记》不仅成功地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秀艺术传统,而且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有自己的创新与发展,它在晚清小说之林中技高一筹,它被列为四大谴责小说的榜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小说处于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时期,因此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稚嫩、不成熟的状态。一些晚清小说作者为投合时人所好,创作小说时完全背离现实生活,他们或从道听途说中摭拾话柄,或从报纸花边新闻中猎取材料,然后经过主观臆造,编成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他们在写作上往往采用报章新闻的笔法,夸张过头,浮泛浅露,存在着“张大其辞”、“言违真实”,“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致命缺陷,(42)以致小说作品干人一面,干部一腔,读来一览无遗,缺乏余味。刘鹗写作《老残游记》则全然不同。他遵循艺术必须反映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明确提出:“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十三回自评)《老残游记》实践了这一创作主张。这部小说绝大多数的人、事、景、物都是“征诸实在”的,这“实”即是刘鹗在山东进行过实地考察的生活经历。征诸实在的真人真事、实景实物,经过作者的托诸子虚——集中概括典型化,将人、事、景物熔铸成此书中,一一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书中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它在不算长的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却成功地描写了几十个人物,其中像玉贤、刚弼、老残、申子平、白妞、玙姑等都写得独具个性,栩栩如生,在叙景状物、音乐描写等方面也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老残游记》善于使用“加一倍写法”来突出表现人物形象的特征,刻画玉贤的形象即是如此。刘鹗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第十六回自评)为了揭露清官杀人误国的罪恶本质,作者以浓墨重笔“加一倍”地将“清官”玉贤进行了剖析、鞭笞。作者写这个主要的反面角色,没有采取小说中通常使用的正面刻画人物的方法,而是别出心裁,把他隐藏在幕后一直不露面,使人自始至终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作者通过各个角度不同侧面的描写——我们不妨称之为“旁敲侧击式”的描写,以难度较大的背面敷粉法,通过与玉贤有关的各色人等之口,将这个披着清官外衣的酷吏形象具有立体感地活画了出来。这种写法着实取得了书中无人胜有人的艺术效果。

作者还善于调遣景与物描述手段来衬比、渲染人与事的叙写。如第六回中写老残走进曹州府城,到街上访问本府玉贤的政绩,人们竟都面容惨淡地一口同声说好,他深深叹服古人所说的“苛政猛于虎”,便在墙上题诗痛斥玉贤:“处处鸺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接着写大雪中的乌鸦、麻雀饥寒之状可悯,“转念又想:‘这些鸟雀虽然冻饿,却没有人放枪伤害他,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他,不过暂时饥寒,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象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么一个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待,用站笼站杀,吓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这段描写确实“读之令人酸鼻”(第六回自评),字字浸透出作者的血泪控诉。最后一句的“骄”字下得极沉极重:痛哉!哀黎命运不如鸟雀。这段文字对揭露玉贤的酷烈暴政、对反映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平民百姓箝口结舌、人人自危、含辱忍受宰割的惨痛遭遇——“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第五回)无疑是“加一倍写法”的出色范例。

《老残游记》在写景状物时善于捕捉住景物的个性特点,表现出景物的特有神采、蕴涵。作者所描绘的景物都是征诸实在、具体可感的。如第十二回脍炙人口的黄河淌凌一段描写,若非亲眼目睹过山东黄河结冰景象,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再如齐河县傍晚远眺山景一段描写:“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第十二回)作者写雪月交辉中的云山景致,可谓文心如发,辨析毫芒,以极细腻的笔触穷形尽致,将雪月交辉之色的深浅层次、高低差异、远近变化刻画得精细微妙,情味悠长。黄河淌凌与齐河县山景都是以真感情写真景物,作者在冰冻苦寒、雪月峭冷的艺术意象中注入了自己从现实人生遭逢的悲怆之情,面对雪月交辉的景致,作者借老残的感叹由景及情,由个人的身世之感升华到家国之痛。可见作者笔下的景物不止是形似神似,且包涵着值得细细抽绎的深厚底蕴。

《老残游记》善于将听觉艺术化为视觉艺术,书中精采绝伦的音乐描写,为小说宝库增添了艺术瑰宝。刘鹗继承并发展了前人描写音乐的成功艺术经验,在《老残游记》中写出了出神入化的“明湖居说书”、“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等描写音乐艺术的杰作。作者写明湖居王小玉说书,迅捷地抓住了美妙的乐声,利用人们通感想象的特点来描写乐声的迷人魅力。一开始写小玉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巧妙地拈来两个人们皆有生活实感的比喻来描摹乐声的效果,以听众为之陶醉的身心感觉来强烈渲染乐声的神奇力量。接着,描写乐声渐渐高亢,“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回环转折,节节高起。作者借攀登泰山为喻:由傲来峰——扇子崖——南天门。“愈翻愈险,愈险愈奇”。此处以形拟声,让读者通过想象,把视觉印象化为听觉印象,那拔尖腾空的高音,宛若天外游丝清晰在目。然后描写乐声陡地一落,“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以飞蛇为喻,极写乐声的曲折变化,多姿多采。及至愈唱愈低,愈低愈细,乐声渐渐消失。此时“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真是“无声胜有声”的妙境。小玉的演唱使人着魔迷醉到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描写乐声再起,先是微音,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小玉唱到高潮,乐音、和声并起,“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此处,作者以焰火喷溅、春晓鸟鸣的绝妙比喻来形容乐声的相和相合,将演唱的热烈气氛、乐声的俱来并发情景描写得绘声绘色,维妙维肖。此外,作者描写玙姑和黄龙子琴瑟合奏一段,对乐器弹奏描摹得擘肌分理,对琴瑟妙声体味得细入神髓,这主要得力于他本人所具有的深厚音乐修养,他熟谙各种乐器性能,弹得一手好琴,对乐理也有过相当的研究。可以说他状写音乐所达到的艺术技巧与成就,在中国小说家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综上所述,《老残游记》之所以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老残游记》饱含着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是真情的抒发。他认为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哭泣”之作,尤其都是“不以哭泣为哭泣者”之作。创痛愈深,感情愈挚,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作者正是怀着身世之感情,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种教之感情,来创作《老残游记》的,因之收到了“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的艺术效果。当然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作者并未能准确把握历史的脉搏和前进的方向,他选择了一条“补残”的道路。“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均见初编《自叙》)作者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残局”和即将逝去的年华而哭泣,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一种个人的感伤的色彩,这正是他对旧世界、旧我不能决裂的必然结果。对这一真情实感的内涵我们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二,作者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创作走的是一条写实的道路,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概括力,将生活艺术化,人物、事件典型化,无论是写人、叙事、绘景、状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样的描写,自然能打动人们的心灵。但这部小说也有败笔。我们发现自1905年之后,作者在撰写《老残游记》初编后六回(15——26回)及二编九回时,已经背离了原来的写实方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创作道路。如初编后六回为了追求离奇情节,以不足信的齐东野语,编造了贾(假)、魏(伪)两家的内争,酿成十三条人命大案。而被毒死的这些人,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尸体居然没有腐烂,最后老残从泰山青龙子处取得了治“千日醉”的解药“返魂香”,使十三个人死而复生,真是荒唐至极。作者在写作二编九回时,政治思想已日趋消极,创作思想也由入世转向出世,由现实转向虚幻。他写此二编就是为了寄托其“人生如梦”、“同归于无”的感慨。(二编《自叙》)二编前六回主要写了泰山斗姥宫女尼逸云如何用“慧剑”斩断“邪魔”,由“住世的逸云”变成“出世的逸云”,达到“超凡入圣”、“大彻大悟”的境界。逸云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活动写的虽很有特色,但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太谷学派的人物、思想和修养、功行,把人们引向消极遁世的迷途。二编后三回写老残梦游阴曹地府,展示了地府中种种可怕的刑罚,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徒思想。老残对犯有“口过”的人特别痛恨,认为这些人“毁人名誉罪更大”,在阴司所受到的冥谴也最重。这显然是对那些责骂他为“卖船的汉奸”的“下等水手”和革命党人的一种反击,反映出刘鹗不可明言的阴暗心理。《老残游记》外编残稿,作者原想反映新政时期的社会生活,但由于其创作作风的转向,已难以接续下去,只好束之高阁以饱蠹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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